汪晖:The End of Revolution

前几天收到了这本Verso出的“新”书。翻了一下基本上是把《去政治化的政治》中的文章翻译成英文。对于中文读者来说不会有太多的惊喜。

他为这本书做了一个英文版的序言。老样子,提出的问题比解答的问题要多(这恐怕也是很多人看他的东西觉得很头大的原因。因为发散思路太快了)。他大致勾勒了几个方向:独立自主以及其政治含义;农民的角色以及其转变;国家的立场;主权结构的转变;党的分化(stratification)所带来的悖论。他说

These are also questions we need to consider in thinking about China’s political transformation, alongside the question of China’s democratic road. Specifically, I think there are at least three aspects we need to consider. First, China experienced a long and profound revolution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so that Chinese society retains an acute sensitivity toward the demands of fairness and social equality. How should these historical and political traditions be translated into democratic demands under contemporary conditions? In other words, what is the mass line or the popular democracy of this new era?

Second, the CCP is massive and has experienced significant changes, becoming more entangled with state apparatuses with each day. How can this party system become more democratic, and how can the state’s ability to represent the universal interest be preserved while the role of the party is being transformed?

Third, how can a new political form be constructed upon the social base, granting greater political capacity to mass society and thereby overcoming the condition of “depoliticization” created through neoliberalism’s marketization? These questions have bred further important, theoretical lines of inquiry, including: under conditions of globalization of marketization, in what political direction will the PRC move towards? How can a dialectic of increased self-reliance and increased opening up be forged in Chinese society? This “self-reliance” does not refer to natinalistic or ethnocentric tendencies but rather the reestablishment of values and plitics along different lines — if anything, is a new internatinalism. The global significance of this exploration should be obvious given the universal crisis of democracy and market.

这里他想要做的理论工作,不仅仅是解释为什么如此,通过回答这些问题,指涉到的是他所设想的那个(对外)的国际主义都有些什么样的内涵?(对内)的分析如何突破党国体制去政治化的困境。他认为考虑这些问题的时机在这自由民主和市场经济遭受普遍性危机的时候显得尤其重要。他的很多分析我还是看的不太明白,特别是那个去政治化那一个,思路太多,理不清楚。希望以后有机会再当面请教了。看到他所提到的第三点,想起一个月前跟人在网上讨论这“新政治”的问题,真是余音在耳。

另外,下周在哈佛有个会,看起来挺不错的,有机会的别忘了去听听。

聚餐

聚餐

吃好喝好哈!

怎么理解中国模式?

关于中国模式的看法,现在学界争论很多。我个人倾向于认为现在还未到有什么模式的时候(说不定有了模式就没有发展的动力了?)但是这并不是说我们不能转个角度思考问题。我上次看到张铁志有几个,说中国模式的讲法只是为政府粉饰太平的一种逻辑而已。我当时写了个回应,但是个人理论水平有限,还只是就个人经验谈问题之后。今天看到卢汉超的这篇《中国何时开始落后于西方:论西方汉学中的“唱盛中国”流派》,梳理了历史学界对于中国和西方关系的文献,觉得把问题讲明白了许多。

我想对于所谓中国模式的研究,放在这个历史研究的脉络下能看得比较清楚。正如作者所说:

本文所用“唱盛中国”一语,是相对“唱衰中国”这一习语而言。虽然无论“唱盛”或“唱衰”在涵义上都有指论者以主观意识评判客观事物的倾向,本文提出“唱盛中国”这一命题却并无贬意,只不过是借了大家熟悉的“唱衰中国”一词,反其意而用之,希望能比较生动地说明海外中国史研究中的一个最新潮流而已。

(当然也必须警惕借这个话题而变相谄媚的所谓“研究”) 他认为这个研究取向的根源在于:

但更重要的是,中国近年来飞速而稳定的发展超出了包括了许多中国通在内绝大部分人的预期和想象。于是一个重大问题提出来了,即中国近年来的重新崛起以其广度和强度来看,不可能是偶然发生的,而必定有其长远而深厚的历史原因,唱盛中国学派就是要探明这个历史根源,从而证明中国强大的延续性和合理性。

我觉得更重要的一点他没有提到的,就是对中国的研究怎么建立起自己的主体性问题,而不仅仅把中国作为西方的对照来回答为什么的问题。正如陈光兴、沟口雄三、汪晖等人反复强调的,就是把中国、东亚和亚洲的思考从“脱亚入欧”或者“脱亚入美”的这个逻辑关系中解放出来。这恐怕才是中国研究的意义所在。

Lawrence Lessig炮火全开

上了一天的课回来,写不动太长的东西。贴点这两天看的的新闻。

哈佛法学院教授Lawrence Lessig,在国内大概因为他支持Linux的开源以及积极推广Creative Commons(创作共用)而被blooger们所熟知。这几天来在重要的美国媒体上撰文发起改革美国政治的请愿(the Nation; Huffington Post )。他甚至设立了一个网站叫做Fixt Congress First,来集中论述他认为的美国政治的痼疾:国会。

下面是他们的youtube的宣传

看他的文章会发现这是对之前最高法裁定公司财团法人政治献金无上限裁定的一个回应。对照看很有意思的是刘瑜(醉钢琴)对此的看法。我觉得她没有讲到点,不仅仅共和党和大财团的关系——民主党也是一样;也是不是民众容易不容易被忽悠。而是这些利益集团对立法机构的劫持会到一种怎样的程度。根据Lessig的数据,

国会消遣的游说金额在2008年是惊人的。他的潜台词是他们受到利益集团的影响也会是相应的。如果不不能限制他们对国会的影响,那么就只能从改革国会开始(或者至少是选举方式)。具体如何操作,我想美国人自己会做出决断。只是我相信如Lessig所说的,这个制度的病症是要有非常大的决心才有可能治好的,而非什么“民主的细节”而已。

代表谁?

上个星期四的时候有个叫Joe Stack的家伙开着小飞机撞了IRS(国税局)的某栋大楼。一开始的时候我只是把这个当作花边社会新闻听了。到了周末,读到了他贴在网上的遗书(中文翻译英文原版),觉得他的某些论述颇有见地。

这位老兄和IRS的过节就在他正好是那一类被莫名其妙课以重税,但是又没什么特别正当的理由的。根据他的遗书,如果他说的是正确的,他由于从事自我雇佣类的技术职业,所以他要比一般人多缴更多的所得税。普通人根本不会去看这些税法细则,到头来他就被控告逃税,于是开始了他长达20年的抗争生涯。他的遗书里写了不少在这20年里他怎样由一个对于政府失望的普通人变成满腔仇恨最后做出如此疯狂举动的家伙。说实话我读着读着觉得他真的挺可怜的(特别是以猫食为生的老太太的故事)。美国有这样一堆被国家、资本所抛弃的群体,生活状况真是非常之惨。

后面非常有意思的是他的抗争过程。他给各级议员、人权团体和媒体写信,但是没人理会他。同时在这个过程中是他不断看到大公司、大财团贪污受贿,但是没有受到什么有效的惩罚。但是像他这样的老实人最终连自己的养老金都全部赔光这样的结局,心中的愤恨和不满可想而知。回想起最近上课的讨论,在美国,无组织的个人可能是最脆弱的。一旦你找不到利益集团来宣泄你的诉求,那基本上就是无人理睬。从某个方面看,美国的公共生活是非常政治化(politicized),丁点大的议题都可能引来不同利益集团的交战(比方我上周写的关于生物课的)但是另外,美国的政治又是非常去政治化的,像税法这样的公共议题,居然很不可思议地无法引起任何政治讨论,难道仅仅是因为受众太小而不要紧吗?这就构成了一个很奇怪的矛盾组合。

我不知道这个例子的代表性究竟有多少,对于政府、大利益集团的看法是不是都和这个撞大楼的家伙一样激进。只是从这个角度来说Joe Stack就是美国版的唐福珍、冯正虎,其激烈程度有过之而无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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