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ursday, January 28th, 2010
去年底的新左翼评论（New Left Review）上有一篇印第安纳大学社会学系的教授Hung Ho-Fung的文章（多谢fugue介绍）：America’s Head Servant? The PRC’s Dilemma in the Global Crisis（美国的头号仆人？中国在全球危机中的两难），题目甚是耸动。我找到一个中文版（国内跟进的速度好快啊！），刊登在经济观察报上。中文标题改得中规中矩了：《救援美国还是平衡经济？全球金融危机下中国的两种抉择》
作者的观点之一就是：
中国政府非常明白，继续积累外汇是不明智的，因为那会使中国已经持有的资产的风险增大，或者促使中国转而持有风险更高的资产。中国还很明白中国需要降低对出口的依赖通过增加劳工阶层的可支配收入来刺激国内需求的增长。要实现这样的转变中国就必须将资源从沿海城市向内地农村转移并使政策向内地倾斜。而中国的内地长期在社会上边缘化，消费不足。以有很大的改善空间。
但是，由于在几十年的出口驱动发展模式中，那些利益集团已经根深蒂固。所以这是一个异常艰巨的任务。这一群体现在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政府政策的制定与执行。目前为止，这一群体激烈反对任何这样的调整。中国精英阶层中的这一主宰性的群体已经与美国的统治阶层形成了一种共生关系。前者是世界经济中的出口者和债权人，后者是世界上的消费者和债务人。一直以来美国统治阶层努力通过保障美国人的生活水平来维持其在国内的主宰地位。太平洋两岸的这两个精英群体虽然不时争吵，但它们有共同利益：那就是长久维持各自在国内的既有地位，并长期维持当前全球经济的失衡局面。除非中国出现根本性的力量转移，代表农村草根利益的力量取代沿海的城市精英成为主导力量，否则中国将继续代表亚洲各出口国来维持美国经济的活力，而且被美国绑架。近年来，盎格鲁－撒克逊世界的上层变得更尊重其亚洲伙伴了。还邀请中国在一个“中美国”的全球秩序（也称G2）中扮演“利益相关者”的角色。 他们的意思是中国不能捣乱而应该继续维持美国的经济主宰地位。这就能使美国政府赢得宝贵的时间，以通过借债得到的政府资金投资于绿色科技等创新领域。成为国际经济中的新兴行业的主导者，从而扭转目前的不利局面，将现有的优势地位转变为一种绿色霸权。这似乎正是奥巴马政府的长期打算。它希望以此来应对目前的全球经济危机和美国实力的衰落。
这个两国利益集团隐秘的联盟的判断我觉得是很大胆的。但是证据有否？他们利益上的一致似乎是大家可以推断出的一个判断，但是这种一致有没有上升到共谋的阶段，我还是持保留态度的。本来想找些研究国家被俘获(State Capture)的研究看看，无奈这几天又忙了起来。只好留此存档了。
Thursday, January 14th, 2010
两天没看google reader(!)，一大早打开就看到强文，哈哈。
关于google的角色，以及类似技术公司在当今所暗含的：
Google作为一个高垄断的信息发布窗口，它当然是网络时代非常核心的话语争夺场域。搜索引擎所号称的“不偏不倚”正对应于资本的“中性”逻辑，它跟当 前世界霸权性的话语结构关系是很暧昧的，实际上也必然要助长舆论中心的形成（否则为什么曾经一度搜“天安门”搜出来的都是民运网站）。信息的匿名性质，流 通、聚集的迅速程度和对消息来源的可信程度的缺乏质疑，又都使得政治操控过程变得不留痕迹（咳咳，再看看twitter跟伊朗这次事件里闹腾的）。google的资本逻辑背后站的是美国政府的“领土逻辑”，而天朝衙门则从自身的利益（当然这个利益是谁的利益可以讨论）出发对抗google的资本逻 辑，阻止了它的利益最大化。所以，在这里不是自由与专制的对抗，而是两股霸权力量的正面较量。而显然的是，我朝目前财大气粗腰杆很硬，但在意识形态斗争上 却是全面下轰。
天朝衙门的控制术，这里又一次解释了汪晖在《去政治化的政治》中所讲的：
正如强世功在他不久前出版的博士论文《惩罚与法治》中论证的，与姓社姓资的问题逐渐被现代化建设中的贫富问题所吸收相似，“告别革命”后，以“维稳”为目 的的法律审判代替了“运动化”和“日常化”的政治清洗，正当性话语让位于合法性话语，用齐泽克的说法，一种被公开承认的残酷而持续的意识形态斗争（不管是 列宁还是老毛，在这一点上从来不手软）退到了幕后（但不是消失），取而代之以追求一个全面无外的健康社会的监察-治理技术。革命话语被自己也被全世界否定 以后，涉及意识形态斗争的部门的角色就很微妙了。一方面它必须坚守政治合法性的底线，控制和引导舆论，另一方面其手法又往往不是公开的话语争夺，而是采取 警察-行政手法进行直接的封锁，避免话语争夺。为什么？因为整个中国的现状，已经没有办法让它使用那套它熟练的正当性话语，否则就很容易自打嘴巴。以去政 治的手法处理政治问题，这是它的自相矛盾之处。
自我反思一下：
要警惕一种想法就是，能翻墙的一定比不翻墙的更“反抗”，更知道“真相”，墙外总比墙内香，否则这里面就没有真正的斗争。美国人民不被墙，就更“自由”么？…所以能翻墙的人往往是什么人呢？越能翻墙的往往是越有技术崇拜症的，我倾向于认为这个人群恰恰跟谷歌使用者的金字塔型会是接近的，主力是小资中产。当代中国生活真正的局外人们，比如农民工，连网都未必上的了，还说什么翻墙。小资中产们到墙外看看，更多是逆反心理和技术依赖症，因为翻墙阻止我们上youtube，上facebook，没有这些东西我们就没法“自由”，或者说，没法体现我们比不会翻墙的享受着更多的“自由”。我们需要的恰恰是一种戴着镣铐的自由。GFW不给我们戴，当代网络技术也要给我们戴。技术的“信息民主化”，同时也在加固社会区隔。
技术依赖症所蕴含的逻辑是我们认识世界的方法都靠这些新兴的技术手段，压制信息的自由传播正式压制自由的表现，但是这种说法恰恰容易遮蔽对于我们“选择性”地接受某些信息的倾向，在一个信息普遍自由的社会里。往往我们有逆反和反叛的因子，却又落入了无目的反抗的臼巢。这里仍然提醒我们的是理论的重要性。到底那种“以非物质生产、主体性的自由”和其他更高形态的能动性追求究竟是什么样的？
Thursday, January 7th, 2010
在上一期的书城（2009年12月刊）上看到韩少功为谢少波的《另类立场》作序，其中写到：
……中国老百姓常说“道理”，“道”与“理”却又大不同。道是模糊的，理是清晰的；道是理之体，理是道之用；若借孔子一言，道便是“上达”之物，理只是“下学”之物——下学而上达，方构成知识成长的完整过程（《论语·问学》）。可惜的是，很多学人仍囿于逻各斯主义式的旧习，重理而轻道，或以理代道。特别是在当前文本高产知识爆炸的时代，一批批概念和逻辑的高手，最可能在这话语征伐中陷入无谓的自得或苦恼。他们也许不明白，离开了价值观的灵魂，离开了大众实践的活血，离开了多样和多变世界的总体把握，离开了对知识本身的适时信任和适时怀疑，在一些具体义理上圆说了如何？不能圆说又如何？在纸面上折腾得像样了如何？折腾得不像样又如何？历史上的各种流行伪学，其失误常常并不在于它们不能言之成“理”，而在于它们迷失了为学之“道”，在大关切、大方法、大方向上盲人瞎马。
韩少功说的是真“道理”，但是对正在“修行”的我辈来说，学理可以循序渐进，有章可循，悟道却是如履薄冰。我很认同他讲的需要关切和大视野，可问题是如何言说授之与人呢？先老老实实打好说理的基础，在慢慢琢磨道在何方吧。（我想他的意思是不能忘记理不是最终的目的）
Wednesday, December 30th, 2009
对龙女士的静态的、享乐主义的、现代化派的多元文化观，我们深不以为然的另一原因在於她论述的方式正好落入她自己曾经批评的「沙文主义」窠臼：以一个负面他者为对照，对自身进行肯定。这无论如何不是一个开放的、进取的、包容的多元文化观。多元认同不是对既存认同与价值作永恒消费，而是要从他者（甚至是你的敌人）那里学习到新的价值。对龙女士而言，「中国」，除了「书法、诗词、老庄」的古典之外，越走到近现代越乏善可陈，甚且是一个退化。不客气地说，这多么像是近代日本右翼对「中国」的立场啊！龙女士透过对於中国的这种俯拾即是的现代化派刻板印象，而取得对台湾的自我恭贺姿态――所谓「万千支流，小溪潺潺，得来不易」――不但没法对既有的各种价值与认同提出批判，只能永恒地沈迷於众声喧哗，五色令人目盲，而无法提出批判的基础。瓦解批判的基础，也就是瓦解进步的可能，以及对於社会运动的无情伤害，最后刨掉了民主的生机。龙女士在尽力瓦解大叙事的同时，把婴儿和洗澡水一起丢弃了，婴儿，不待言，自然是那改变现状的所有可能性，包含了乌托邦的想像。因为有婴儿，历史才不会终结，社会才会「改变」。
重读这篇文章，依然犀利无比。这段文字时刻提醒读者对于“另一种”可能性的想想并非建立在一种静态而且二元论的基础之上的。这对于当代不分左右的知识分子都是很好的警示。
Thursday, August 20th, 2009
“I am an American, so I have the freedom and opportunity to make whatever I want of my life. I can succeed by working hard and using my talents; if I fail, it will be my own fault. Success is honorable, and failure is not. In order to make sure that my children and grandchildre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