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今天底層出現的社會運動不同之處在於,它的合法性政治資源是以毛澤東時代的社會主義遺產為源泉的,這就構成了雙重的挑戰。一方面,我們雖然目睹了大量此起彼伏的工人和農民的社會運動,可是知識界和官方的話語體系並不承認這是一種主體性的體現,而是將這些社會運動定義為「 群 體 性 事 件 」。這意味着我們不承認它的合法性,不承認它是傳統社會主義工農主體性的某種延續,而是用另外一種「 去 政 治 化 」的話語將其遮蔽。另一方面,中國底層的社會運動很容易被放置在市民社會維權運動的解釋框架下,被解釋為中國在形成「公民社會」過程對國家專制主義的抵抗,是國家與社會的二元對立的體現。這種解釋遮蔽了資本主義市場關係在形成過程中對社會產生的暴力作用,以及這種暴力與國家暴力的結合,在當代中國特別體現為城市化過程中土地資本化的殘酷進程;同時也取消了國家 —特別是一個以社會主義為認同的國家——對於社會底層保護性作用的合法存在。在很大程度上,這種解釋簡單地套用西方冷戰的思維定勢來處理中國的國家問題,喪失了對中國國家內部複雜性的分析,也拒絕了對國家「左手」的鍛造。它一方面用以私有產權為前提的市民社會理論來要求中國社會,但是當這一由國家主導的私有化進程引爆了劇烈的社會矛盾的時候,它又把國家推出去做替罪羊,宣稱自己站在社會的立場上。但究竟甚麼是中國社會?中國具有西方意義上的「市民社會」嗎? 簡單搬用西方市民社會理論,不過是把中國的問題收縮為城市的問題,而離開鄉村視野,城市問題的根源其實是無法釐清的。我仍然認同三十年代梁漱溟的斷言,他說中國是鄉土社會,國家是融於社會之中的,不具備西方意義上的國家與社會對立的結構。中國的「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都不能簡單地從西方對這兩個概念的理解出發。西方的民族國家來源於早期義大利城市國家, 所謂市民社會的起源是與資本主義從城市國家到民族國家的發展相匹配的,因為權力是從這裏出發去控制外在於它的殖民地和財富。早期的資本主義需要海外貿易與軍事制度的配合,之後的資本主義需要工業主義和軍事制度的配合,而現代信用制度則為超時空的資源聚合提供了條件,這就使得都市必然成為資本主義權力樞紐的聚集中心。中國傳統的國家是建立在鄉土結構上的,而不是城市之上,它的市場是建立在小農經濟和手工業相結合的非軍事化基礎上的。經歷了二十世紀的革命和民族國家的構建過 程,這些傳統的社會結構在何種程度上發生了轉化?今天,究竟怎麼樣理解中國的國家和社會?這是一個極為重要的問題,否 則,我們宣稱的社會立場就是一個可疑的立場。中國目前出現的形形色色的社會運動,關鍵在於是否能夠為這個社會實質性民主的實現開闢道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需要去尋找各種理論資源來重建和更新我們的話語敍述,其中,理論與歷史、現實的互動尤其重要。 《传播与社会学刊》 2010，
Tuesday, April 13th, 2010
维护既得利益是一件很累的事情，而我们社会把精力和资源过多地用到了这个地方。为了维护既得利益，不得不压制言论自由。可以想想，为了压制那些言论，我们用了多少的精力和资源？为了维护既得利益，就不得不千方百计想绕过民主这个坎儿。可以想想，为了不民主我们费了多大的劲儿，编造了多少理由和理论。为了维护既得利益，我们就不得不压制民众正当的利益表达，于是酿出了多少群体性事件，为了解决群体性事件就花费了多大的精力？为了维护既得利益，很多在其他国家行之有效的反腐败措施我们都不敢采用，为此我们不得不使用那些笨拙而无效的运动型办法，为此又浪费了多少的资源和精力？须知，要同时实现既得利益最大化和维护社会的正常运行这两个目标，是一件相当困难和费力的事情。因此，我们这个体制是很累的，管理者也是很累的，从体制到管理者的心理负担都很重。更重要的是，为了维护既得利益，我们这个社会要付出更深远的代价。比如，为什么要如此大张旗鼓批普适价值？是普适价值中的什么让我们大动肝火？说穿了无非是民主自由，因为民主自由威胁既得利益。但直接批民主自由又不好听，只能拿普适价值说事了。但在信仰尽失、道德沦落的今天，连普适的价值也成了批判的对象，结果是可想而知的。但为了既得利益，又不得不如此。 怎么说呢，我觉得孙立平说对了症状，说错了原因。既得利益集团越来越强，并且结合行政权利和国家暴力机关（言论钳制、黑监狱等等）是一个危险的倾向。另一个危险的倾向就是无法约束这个力量（孙提到的第无点）。GFW就是这样一个特点，谁决定哪些是敏感词，哪些不是，谁决定什么时候封网站什么时候不封？我曾经听过的一个故事，就是哪怕你找个部长级别的人，也没法解决解封网站的事。但是另一个方面，他把批普世价值拿出来当理由来解释这就是钳制言论的原因（因为反感民主自由），又未免没有把这个意识形态斗争里“谁的自由？”的问题给忽略掉了。正像毛说的“世界上只有具体的自由，具体的民主，没有抽象的自由，抽象的民主”。在这里这两个问题正巧在这个案例中交叉在了一起，但是把后者作为前者的解释，未免不太对劲。 但是他对于权贵资本主义的警惕仍然是非常敏锐的。当“我们”和“他们”的利益、权利界限已经一清二楚，而共同体的基础消解的时候，恐怕就是危机关头了。这个问题对于中国来说并不是新问题，毛泽东在1966年也遇到了相同的抉择。他选择了一个非常激进且极端的做法：依靠青年学生把整个他一手建立的官僚体系（以及其权利关系）全部推倒。这个危机对汪晖来说指向的是一个更普遍意义上的党－国体制的危机：“政党日益向常规性的国家权利渗透和转化，进而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去政治化的’和功能化的国家权利机器”。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仍然没有走出60年代的遗产。如何重新回到代表普遍利益的道路上，谁又能重新激活新时代的“群众路线”呢？
Saturday, March 27th, 2010
什么人在定抄袭不抄袭？在美国，导师会讲给你听好多的论文引用格式，如那个著名的哈佛心理学系标准，很多杂志是预先告诉你这个标准了。这种知识产权是自由主义经济宇宙里的事儿：是的，你看，连一个idea，一个陈述句，他也认为是占有，是符号式财产。马克思写作、本雅明式写作是不走这个路子的。我们汉语学者很多是走马克思式的路子的。 但这一路数要求你写作者坦荡：思想是一种集体的力量，理论是最后融入集体实践中的，你说话和写作不是要领酬和往上爬。我们汉语学者我认为是误打误撞或由于历史原因而默认了这一写作套路的，我们的抄袭意识会差一点。但这不是问题，如果我们有真问题，如果我们急着在自己的研究共同体里展开论争。在汉语学术世界里，在大多数人都遵循了马克思式写作风格，对抄袭的标准较宽的场地上，说你抄袭，意思是很严重的：你其实没有话对我们说，你拿了别人的话来卖、来占有权力位置，你是一个语法逻辑不通的篡夺者，你将肉麻当有趣了。你逃避劳动，你企图剥削。 事件还在发酵，争论还在继续，事件还没定论，不能简单靠边站。看到Fugue同学转的陆兴华的这段。虽然陆大人文风泼辣露骨，从来不留情，批评也未见全对，但是这一段我觉得说得很有道理。以前没从这个角度考虑过思想和写作的关系。权当作警句了。
Thursday, January 28th, 2010
去年底的新左翼评论（New Left Review）上有一篇印第安纳大学社会学系的教授Hung Ho-Fung的文章（多谢fugue介绍）：America’s Head Servant? The PRC’s Dilemma in the Global Crisis（美国的头号仆人？中国在全球危机中的两难），题目甚是耸动。我找到一个中文版（国内跟进的速度好快啊！），刊登在经济观察报上。中文标题改得中规中矩了：《救援美国还是平衡经济？全球金融危机下中国的两种抉择》 作者的观点之一就是： 中国政府非常明白，继续积累外汇是不明智的，因为那会使中国已经持有的资产的风险增大，或者促使中国转而持有风险更高的资产。中国还很明白中国需要降低对出口的依赖通过增加劳工阶层的可支配收入来刺激国内需求的增长。要实现这样的转变中国就必须将资源从沿海城市向内地农村转移并使政策向内地倾斜。而中国的内地长期在社会上边缘化，消费不足。以有很大的改善空间。 但是，由于在几十年的出口驱动发展模式中，那些利益集团已经根深蒂固。所以这是一个异常艰巨的任务。这一群体现在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政府政策的制定与执行。目前为止，这一群体激烈反对任何这样的调整。中国精英阶层中的这一主宰性的群体已经与美国的统治阶层形成了一种共生关系。前者是世界经济中的出口者和债权人，后者是世界上的消费者和债务人。一直以来美国统治阶层努力通过保障美国人的生活水平来维持其在国内的主宰地位。太平洋两岸的这两个精英群体虽然不时争吵，但它们有共同利益：那就是长久维持各自在国内的既有地位，并长期维持当前全球经济的失衡局面。除非中国出现根本性的力量转移，代表农村草根利益的力量取代沿海的城市精英成为主导力量，否则中国将继续代表亚洲各出口国来维持美国经济的活力，而且被美国绑架。近年来，盎格鲁－撒克逊世界的上层变得更尊重其亚洲伙伴了。还邀请中国在一个“中美国”的全球秩序（也称G2）中扮演“利益相关者”的角色。 他们的意思是中国不能捣乱而应该继续维持美国的经济主宰地位。这就能使美国政府赢得宝贵的时间，以通过借债得到的政府资金投资于绿色科技等创新领域。成为国际经济中的新兴行业的主导者，从而扭转目前的不利局面，将现有的优势地位转变为一种绿色霸权。这似乎正是奥巴马政府的长期打算。它希望以此来应对目前的全球经济危机和美国实力的衰落。 这个两国利益集团隐秘的联盟的判断我觉得是很大胆的。但是证据有否？他们利益上的一致似乎是大家可以推断出的一个判断，但是这种一致有没有上升到共谋的阶段，我还是持保留态度的。本来想找些研究国家被俘获(State Capture)的研究看看，无奈这几天又忙了起来。只好留此存档了。
Thursday, January 14th, 2010
两天没看google reader(!)，一大早打开就看到强文，哈哈。 关于google的角色，以及类似技术公司在当今所暗含的： Google作为一个高垄断的信息发布窗口，它当然是网络时代非常核心的话语争夺场域。搜索引擎所号称的“不偏不倚”正对应于资本的“中性”逻辑，它跟当 前世界霸权性的话语结构关系是很暧昧的，实际上也必然要助长舆论中心的形成（否则为什么曾经一度搜“天安门”搜出来的都是民运网站）。信息的匿名性质，流 通、聚集的迅速程度和对消息来源的可信程度的缺乏质疑，又都使得政治操控过程变得不留痕迹（咳咳，再看看twitter跟伊朗这次事件里闹腾的）。google的资本逻辑背后站的是美国政府的“领土逻辑”，而天朝衙门则从自身的利益（当然这个利益是谁的利益可以讨论）出发对抗google的资本逻 辑，阻止了它的利益最大化。所以，在这里不是自由与专制的对抗，而是两股霸权力量的正面较量。而显然的是，我朝目前财大气粗腰杆很硬，但在意识形态斗争上 却是全面下轰。 天朝衙门的控制术，这里又一次解释了汪晖在《去政治化的政治》中所讲的： 正如强世功在他不久前出版的博士论文《惩罚与法治》中论证的，与姓社姓资的问题逐渐被现代化建设中的贫富问题所吸收相似，“告别革命”后，以“维稳”为目 的的法律审判代替了“运动化”和“日常化”的政治清洗，正当性话语让位于合法性话语，用齐泽克的说法，一种被公开承认的残酷而持续的意识形态斗争（不管是 列宁还是老毛，在这一点上从来不手软）退到了幕后（但不是消失），取而代之以追求一个全面无外的健康社会的监察-治理技术。革命话语被自己也被全世界否定 以后，涉及意识形态斗争的部门的角色就很微妙了。一方面它必须坚守政治合法性的底线，控制和引导舆论，另一方面其手法又往往不是公开的话语争夺，而是采取 警察-行政手法进行直接的封锁，避免话语争夺。为什么？因为整个中国的现状，已经没有办法让它使用那套它熟练的正当性话语，否则就很容易自打嘴巴。以去政 治的手法处理政治问题，这是它的自相矛盾之处。 自我反思一下： 要警惕一种想法就是，能翻墙的一定比不翻墙的更“反抗”，更知道“真相”，墙外总比墙内香，否则这里面就没有真正的斗争。美国人民不被墙，就更“自由”么？…所以能翻墙的人往往是什么人呢？越能翻墙的往往是越有技术崇拜症的，我倾向于认为这个人群恰恰跟谷歌使用者的金字塔型会是接近的，主力是小资中产。当代中国生活真正的局外人们，比如农民工，连网都未必上的了，还说什么翻墙。小资中产们到墙外看看，更多是逆反心理和技术依赖症，因为翻墙阻止我们上youtube，上facebook，没有这些东西我们就没法“自由”，或者说，没法体现我们比不会翻墙的享受着更多的“自由”。我们需要的恰恰是一种戴着镣铐的自由。GFW不给我们戴，当代网络技术也要给我们戴。技术的“信息民主化”，同时也在加固社会区隔。 技术依赖症所蕴含的逻辑是我们认识世界的方法都靠这些新兴的技术手段，压制信息的自由传播正式压制自由的表现，但是这种说法恰恰容易遮蔽对于我们“选择性”地接受某些信息的倾向，在一个信息普遍自由的社会里。往往我们有逆反和反叛的因子，却又落入了无目的反抗的臼巢。这里仍然提醒我们的是理论的重要性。到底那种“以非物质生产、主体性的自由”和其他更高形态的能动性追求究竟是什么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