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turday, August 28th, 2010
下周又是出差，又得收拾行李，订汽车票、飞机票、火车票等一大堆事情，我觉得能够时不时转换一下生活的节奏，也更有助于我审视自己的生活。未尝不是改变惯性的一种方法。 昨天终于收到一位教授的来信，说我也有份参与撰写的一本书稿终于完成了最后的校样，出版社也给了大致的出版日期。多少出了口气。虽然说不是什么非常了不起的著作，我充其量贡献了书里面的一个章节而已，不过好歹是我来美国以后第一次有份参与的“正式”出版物。这个过程也几经曲折。写稿子的初衷还是因为三年前的暑假去兰州和甘肃的一次考察，去了几所学校，了解到了一些少数民族教育政策方面的情况。回来以后本也没太过上心，在一门课的期末报告里面写了这个案例（也非常巧的是在那门课上认识了现在导师，可以说是缘分）。本来一个期末报告就这样束之高阁了。07年年底的时候在和一位同学聊天的过程里听说了某杂志在征文，是关于中国少数民族教育的特刊。抱着试一试的心情把文章改了一下就投出去了。要知道对当时的我来说，这既非我本专业的研究，写作也非我的强项。不过人傻运气可能比较好，大半年之后编辑来信说虽然文章在期刊上没有收录，但是他们正在编辑一本书，问我有没有兴趣把文章再改改投给他们。就这样开始了长达两年的修改投递，看审稿意见，再修改的过程。翻看当年的原稿简直让人羞愧到无地自容，讲话丝毫没有章法，英文写作破破烂烂。不过居然还是挺过来了。总之就这样磕磕碰碰到了今年暑假改完最终稿，编辑说“有戏等好吧”（至今与负责我那章节的编辑素未蒙面，也挺有意思的），就这样昨天最终敲定了整本书的出版事宜。 于我也算是一种学习经历，了解了一些学术出版的运作，也提高了一点点水平吧。不过就我的了解，这样的书最终也就是各大图书馆会买上一本，于一般读者无缘的。因为一来题目冷僻，大众没什么兴趣了解，二来美国的学术书籍定价及其高昂，动辄几十美元甚至上百，个人读者谁又会花钱去买这些来消费呢？所以影响力及其有限。 同时我们和密歇根州政府合作的一个项目也终于出版了最终的报告。相比书稿，这个项目是我从头至尾就参与并且可以说见证了我的博士生涯的大半——虽然从出版物的角度，不过是三个内部报告，一篇还未完成的期刊文稿罢了。但我自己在项目里的角色，从一个懵懂无知的小跟班（我还记得当初与负责项目的博士后怄气觉得对方排挤我），到上周老板甩给我三名新人让我带他们从头学起，看着他们一头雾水那表情时似曾相识的感觉。除了精通如何运用那些数据，更重要的可能是如何在一个大项目中与人相处，怎么控制进度（质量管理），怎么调整私人与工作时间之间的界限等等问题。可以说是让我了解到了工作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吧。这个中的经历很难说都是愉快的，我想说是大半都是我受挫折痛苦的过程也不算过分。不过这还真磨炼出了不少本事的。我老板是一个强势、敏锐又干练的老太太。从跟她第一天工作起我就知道这不会是一个容易的差事。这过去三年里她给了我不少苦头吃（包括她的捉摸不定和善变），不过就在和她一次次的谈话，改稿，不断的冲突和妥协里面也给于了我莫大的历练。现在想想真是又爱又恨的一种局面。和我老板相处与我和导师共事是完全不同的经验（在我的例子里两者不是同一个人）。我想人也不能总是希望遇到善解人意又关心你的那类型（比方我导师），也同时需要一个人不断盯着你的后背给你出出难题。 有意思的是，前天和学院里新来的一位同学聊天介绍情况，我说没有稳定的奖学金保障（她的情况）也未必不是一件好事，因为窘境永远会逼着你改变和寻找出路（当然，sink or swim的另一个结局是我们都不想看到的，但确实存在），只有在这样的环境下成长在能让人保持敏锐和饥渴。这恐怕是我在我老板那学到的生动一课吧。
回到学校之后去超市买了两次菜，发现周围来往的墨西哥人明显多了。一般来说我所在的这个偏北方的州并看不到太多的墨西哥人——加之经济情况不好，也无法提供太多工作。前两天在NBC看到一个纪录片叫做《Children of the Harvest》(丰收的孩子？)，讲的是在美国打工的墨西哥流动儿童的故事。猛然才意识到原来周围多出来的那些墨西哥移民都是季节性的美国农民工。因为密歇根是农业大州，暑假时候是最需要劳力的，所以这些流动人口就从南往北季节性迁徙来找工作。他们往往拖家带口（墨西哥人通常多生孩子），开着破旧的van在州与州之间穿梭。今天中午去吃饭的时候又看到一户墨西哥人家开着部破车后面拖着一个小型锄草机，多少印证了些猜测。 墨西哥裔已经基本上占领了低端的服务业。这次在DC去过的大小餐厅，基本上在厨房里帮工的都是墨西哥人。我记得特别醒目的是和朋友去了几家日本饭馆（美国的日本饭馆大都是韩国人所开），不是瞄到厨房里的工人、捏寿司的厨子清一色都是墨西哥人。酒店里就更别说了，打扫房间的也全都是。而且许多人并不通英语。你跟他比划，他们一般对你善意的笑笑。之前看到个理论，就是说不管美国的左派右派又不希望给墨西哥人合法身份，因为这样以来人力资本又要上升——很多墨西哥工人工作在最低工资水平之下，而他们也常常生活在一个熟人社区里，很少和美国人打交道（一个说法是墨西哥人都喜欢去他们自己人开的超市）。实际上美国确实存在着两个层级的社会，墨西哥裔在下从事着大量基础性服务工作。要是说上面的美国人剥削着这些外来者也不未过（从墨西哥人的角度来说在这里拿最低工资恐怕比在国内失业来的强得多）。虽然美国比大部分的欧洲国家在移民问题上都要来得宽松，对于包括非法移民在内的孩子上学问题和提供就业都相当慷慨。但是归根到底他们能不能享受到国民待遇呢？毕竟现在对待这些移民就好像“客工”。虽然美国的政客们嘴上说着要加强边境管制，但是我觉得说白了大家都知道这是不可能的，那些大农场主还有服务业主们根本找不到替代者来从事这些工作（正像那个纪录片中所说那样）。也没法把这成本再转嫁给早已脆弱的中产阶级们。但是一旦开闸防水还不仅仅移民的问题，这是一个从语言到文化和主流WASP完全不同的民族，真的能相安无事吗？
Saturday, July 17th, 2010
电影开始前放了两个预告片，Mao’s Last Dancer和Farewell。一个讲毛泽东时代的天才舞蹈家被美国人发现天分扬名西方然后和国内时代斗争的故事，另一个是讲一个苏联工程师盗取导弹防御机密给美国人而终结共产世界的故事。其实Mao’s Last Dancer在国内早就看到了盗版DVD，上次陪一个外国同学在上海逛街的时候就帮她买了。只是没想到自己亲眼看到的感觉会如此强烈，好像自己被羞辱了一样。虽然知道是娱乐作品（但是仅仅在艺术院线上映以显示其独立性）不能当真，但说放下哪有那么容易？被怜悯被鄙视，这就是文革给观众唯一的形象了。无独有偶，早上华盛顿邮报上讲了一位替古巴无偿传递情报的美国国务院情报人员（以及他太太）被捕后判了终身监禁，以及墨西哥国内的警察和毒贩的冲突（已经接近于战争了），使用大量美国在冷战时期给墨西哥人对付共产党军队的手榴弹——现在被毒贩们在黑市上贩卖而反过来对付美国人撑腰的警察。历史并没有走远，只是绕了个圈回来无情地嘲笑人们。 回到电影。 这片子看得让人甚是揪心。给我的感觉有点像盲井，虽然类型完全不同，大概是类似的背景设置给我的遐想。电影很简单（也很短），讲的是南部密苏里州的美国山区农村，17岁少女REE独自抚养12岁的弟弟和6岁的妹妹以及精神问题的妈妈。整个电影就是围绕着REE寻找她们的父亲Jessup——失踪多时，因为制毒被警察通缉，但是在交保之后没有按时出庭而是消失不见——而展开的旅程。随着电影的展开，观众知道了Jessup并不只是一个瘾君子罢了，他是整个家族生意中的一份子。以凋敝、落后、肮脏的美国为背景所凸显出来的是在长期的贫困环境之下催生出的罪恶纠结着这家族的纽带和传统的人情。REE的故事不仅仅在于她要去接近一个个善恶难辨的邻居和亲戚们，更在于她要在互相隐瞒和暧昧的人际关系之网中找出通向真相的道路。 但是她几乎一无所有。她唯一拥有的就是退无可退的决绝和无所畏惧。 REE的塑造是这个片子最大的成功。名不见经传的Jennifer Lawrence把一个内敛而坚毅的山里姑娘带到观众面前。非正常的家庭造就了非正常的人。砍柴、打猎、料理家务、喂马，REE什么事情都做。在将近赤贫的环境下要不就随波逐流要不就早就非常人的坚强。当警察找上门来说”你老爸要是下周不上庭，你们家的房子就得被拿去抵押保释金“时，她就回了一句：”我会找到他的。“她一一摆放那些多少都有些不正常的亲戚们打听父亲的下落。被奚落、恐吓、威胁都没法改变她的心意。她既不装腔作势去唬人，也不期待别人的怜悯。”Don’t ask for what’s not offered“ 她这样告诫年幼的弟弟。她坚信同理心和亲缘是她在这冷酷社会里获取父亲下落的唯一方法，哪怕等待她的是一个可能同样灰暗的结局。 REE的故事并不是一个典型意义上的破案故事。那些亲戚的形象扩散在影片中出现位数不多的公共场所中。酒吧里打牌的人、拍卖场上的商人、无名的农夫，他们就是我们。克制的镜头没有过度渲染敌意和暴力，这还是一个建立在血缘和公理之上的熟人社会。各自心里暗藏的秘密和揣测是不能说出口，也不会写在脸上的。影片中好几次出现了情节的跃进让我有点糊里糊涂，看完之后再想才理解局中人其实并不需点破，反而把更多的空间留给观众强化了这个社会关系的说服力。 这部片子典型的叫好不叫座，全美只有20多个影院放这片子。农村题材同样没有号召力？可能。在美国农村题材似乎是个不讨好的话题，只是在诸如浪漫喜剧诸如《Do You hear about Morgan’s》或者《Proposal》中作为心灵家园或者大都市的反面。鲜少成为电影中的被严肃对待的大背景，《冬之骨》提供了一个不同寻常的契机。
下去去办公室干活。学校里没我想象中那么冷清，学院大楼里进进出出的学生和老师都不少。 因为给世行做的那个关于国内职业教育和培训的项目，所以收集了好些企业培训的例子。今天下午都在看富士康的案例。我发现除了前段时间的员工跳楼事件引起的兴趣之外，对于这个庞大集团的内部运作其实知之甚少。除了一篇学位论文讲了富士康的培训体系是怎么建立的之外，只有些零零散散的报纸文章。但即便是这样，还是能够窥探出一些端倪。毕竟富士康这个公司的生产线员工占所有员工比例超过70%，它全国有将近50万的员工，那工人就有30多万。记得在上海访谈的时候一位企业的高级顾问就说道“如果富士康的培训和管理没点诀窍，根本管理不了那么多工人”。你想大部分富士康的员工只有高中同等学历，那进厂之后得从入职培训，安全生产到各种工艺、技术的培训。恐怕其规模超过任何一所大学。但是富士康又不是一所大学。他对人力资本的需求达不到研发型企业的那个标准。所以富士康投资了许多中小型的职校。联合办学，委托培养等等各种方式都用。很可惜的是媒体报道都不深入，既不知道在多大程度上富士康参与了课程制定，教师培训和学校日常运作，也不知道那些学校培养出来的学生到底是不是技能过硬。而且它这样的巨型企业有能力左右各种车工、钳工和操作工的职业标准制定。那它们有没有动力去参与这些标准的国标制定？ 另外一个和工作不太相干的，我在浏览富士康的网站的时候发现了一本公司员工刊物《鸿桥》，虽然起了个“艺文杂志”的名字，但是和正经文艺作品搭不上什么关系。里面作品都是全国各地富士康员工的创作。从心情散文、漫画到励志文章都有。这种审美趣味和比方豆瓣这样的以大学生和城市白领为主的网站就完全不一样。但这也许就是农村出身的，在城市边缘制造型企业内工作的一整代人所关心和有共鸣的内容（恐怕只能说是一个例子，普遍性仍待检验）。这种说不上高雅也不严肃的文化消费恐怕是很难如城市主流消费群体的法眼的。但是看看文章的表达和文字，又明显地受到了那些市场化大众媒体的影响。这就是我们这一代的工人文化的（去）塑造吗？不知道做文学艺术或者媒体研究的朋友有没有关心过这个？ 最后想说的是，也是我对于这个项目越来越有兴趣的地方，就是商业界里面的各种实践对于教育政策的影响有多少这个问题。我在看企业个案的时候有了这个感觉，就是成功企业对于政策制定和实践的影响是非常大的（这里有个很好的例子，德国技术公司在华）。而在到了政策咨询的时候，项目领导第一个想到的就是“看看成功企业的做法”，然后在反馈到政策制定里面去。所以说我有点朦胧地理解前些年对这些国际发展机构的批评：你找了一帮知识精英（大部分从美国训练出来），让他们依照商业界的成功经验（往往来自第一世界的跨国公司）来提出政策构想在回馈给发展中国家，弄出来的政策很难讲明白到底是为了谁的利益在服务。当然其中事情肯定没那么简单，我也不是仅仅在揣摩恶意，而是回想到之前mujun讲的关于发展银行的分析，多多少少让我这方面多了个心眼，想要弄明白其中运作的逻辑。纯粹瞎操心。
跟Hoho打电话的时候听她讲起一件巧事，她工作上认识的一个女孩子在静安区某政府机构供职，正巧我们一位好友兼同学的先生也是如此。于是Hoho就问人家是不是认识某某某？对方回答说是啊，那是我上司。还顺带掰起了单位里对这位上司背景（以及他夫人）的种种揣测。开始只是觉得一个巧合，静安区原来这么小的，但是说着说着我觉得似乎又不仅是一个谈资而已。 和我们关系要好的朋友们，大都是初中、高中同学。大家以前一起玩的时候吧，都很少关心别人的父母都是干嘛的。去同学家里玩，就直接叫“某某爸爸”“某某妈妈”或者“叔叔阿姨”这样叫。但是逐渐地，这两年我发现身边朋友的父母也有诸多在“叔叔阿姨”之外的身份，比方某企业的高层，或者政府官员等等。虽然离“都是”还远的很，但是这个比例并不低。而相应的，我的朋友们大都混的不差，有体面的工作，自己的房子并且逐渐都成家了。这其中的关系并不是说他们混的好就是靠了父母，绝对没有怀疑他们本身能力的意思，而是一个方面——以前我未曾注意的方面——我们在现实社会的处境多多少少遗传了Bourdieu所说的社会资本。我们上的都是重点中学，同学大都是聪明人，然后大部分人进了大学。当然进什么样的大学固然重要，但是看着朋友们的人生轨迹发现其实并不如此。有的人本科就出国留学，有的人毕业后找到了非常好的工作，不一而足。但是共通点是父母（大）都提供了房子，还不时在工作上提供一些便利和人脉。我想在我们父母那一代，虽然靠家里成功的例子肯定也有（比方成长在部队大院里），但即便阶级出身会决定一部分人的受教育机会，在他们那一代踏入社会的时候，并得不到太多来自他们父母的照应。 当然这只是”感觉“而已。我同时还感觉到我们这一代的，更多地在职业生涯开始的时候获得了上一代的社会资本。这也是基于对身边朋友、亲友们观察和耳闻目睹的各种事件。是不是说这种遗传程度加深了？另外一点，还不是说我们从父母那里获得了什么样的资本，而是在我们这个社会结构之下社会资本之间的天然联合。一个例子是我自己。上周去张江的访谈，全仗了一位好友的父亲在张江集团内的人脉才让我轻易接近了几位公司的高管。那位伯伯还很客气地说”现在是我们这代人帮你们年轻人一把的时候了！“其实我知道，不是所有的年轻人他都会如此慷慨。这种代际之间的联合，有可能通过”弱链接“（weak tie）达成，但是这一层弱链接的底层的机制是透过婚姻，或者有时候只是纯粹的价值观相近，意气相投而产生的纽带。我们通过学校而认识，纽带则因为类似的成长背景和价值观而得到巩固。现在开始都逐渐在各自的领域里冒尖，谁能说在不远的讲来不会促成另一种形式的联合？那种超过了同学情谊而迈向相同的生意，相同的利益之间的联合？ 昨天在Facebook上看到以前的一位高中同学，现在在Palo Alto的一家私募基金工作的，他的FB留言上写着：“还有多少年轮到80后的风险投资家出头？（我们）没有政府背景，没有家世，不认识牛人。只知道怎么跑模型。“ 我半开玩笑地说，你们都已经站在最顶上了，还要什么更牛的私人关系？我们这一代也许从父母那里或多或少地获得了一些社会资本，但是这种联系还没有在横向之间的互相强化着。到了我们的下一代，说不定为了他们，我们就会去求助于我们的朋友们（过去的同学，未来的精英）。这张网已经搭好，只是第一步还在慢慢地跨出去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