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uman-Error Processor

我们这期杂志上有一片文章，是我看到稿件之后就迫不及待地想要推荐给读者的。

作者是项飚，现在应该是牛津大学研究员。这篇题为《世界、学理与自我：一个中国人类学者的海外探险》的文章是由他的博士论文所改编的书 Global “Body Shopping”: An Indian International Labor System in th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dustr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6) （中文版《生产虚拟：全球IT产业中的印度“猎身”劳动体系》即将由北大出版社出版）跋所翻译过来的。

项飚在这篇文章中谈到的几个问题对于新一代的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者来说都是有启发意义的。吸引我的有2点。一是在学理意义上研究中国研究和对世界其他地区研究的关系，第二是针对接受西方学术训练的研究者如何突破他们那一套制度藩篱从而真的“睁眼看世界”的过程。

第一个问题项飚引用王铭铭的话说，中国的人类学研究失去了对海外世界的兴趣，是因为人类学的“国家化”。一种以民族国家为框架和为国效力的价值取向所造成的研究方向单一化。我想扩充的是，这不仅仅对于人类学这个学科（也许因为人类学要求很多的田野调查，更容易把研究者的目光吸引到他们所熟悉的题材上来），而是在普遍社会科学层面上，对于中国本土社会问题研究有一种盲目的投入。这似乎是一个很矛盾的结论，因为就在不久之前我们还在说对于中国本身的了解不够，那么又何来盲目之说？从另一个角度，以我们发展中国家的地位，放着大把的国内问题不去解决，而把眼光投向国外，又会不会导致浮躁而脱离实际的倾向？我想正是这两方面的张力导致了我们的社会科学研究在比较的视野和理论联系实际的广度上在弱化而不是强化。

我无意给这个争论下一个结论。但是项飚的文章所给出的一个启示在于我们能够通过了解世界上其他国家、民族和文化而进一步审视自己的发展。他所展现的印度IT工人在国际化背景下的IT产业中变化的地位和隐蔽的社会网络正是一个例证。他所采取的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方法非常有力地揭示了这个“猎身”体系是资本全球化、劳工迁移自由化以及本地、国际政治角力的结果。

第二个问题相对来说更加的个人化一些。那就是我们如何运用在西方接受的理论训练来分析“真实世界”——如果不仅仅是中国所发生的一切；我想至少是在欧美社会以外的部分——而不被学科分野所限制的问题。事实上就像他所说，中国的社会研究者在很大程度上在两个力量的拉扯之间。一是中国知识分子传统的抽象理论思考，对于历史宏大叙述的偏好以及被哲学人文意识形态领域的争论所引导；二是像他那样去了西方学府取经，到了之后发现人家的历史语境、理论偏好和发展和我们所成长的社会现实没法接轨。所以结果往往变成像在美国的学生，被大量的理论课程所轰炸之后找不着北了，抑或是像他自己在牛津的经验那样，接不上轨，对于英式学院那套玩意总觉得隔了一层。

项飚自己的对于现实的把握是通过他在悉尼、班加罗尔、吉隆坡的社会调查中找回来的。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经验。虽然他的经验未必能够变成我的经验或者你的经验，但是寻找一条从实际反哺理论的道路并非对于所有的研究者都是自明的一件事情。就我自己来说，统计技术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让今天的社会科学研究不再受制于传统的田野调查。但是其危险性也在于隔离了研究者与现实的联系。特别对于年轻的研究者（国内出身的尤其），往往依赖于分析文献或数据，而忘记了社会问题之所以为社会问题的根本。更加严重的可能是被英美学院的框架（什么是热点问题、研究什么样的问题能在期刊上发表等等）所限制而忽略了发生在世界上的那些事件。

我想项飚所提供的参考的意义不亚于一个坐标。提供了在学术也全球化的今天，我们如何看审视自身以及往何处去的一点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