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议员K

和K议员见面是2周之前的事了。但是一直没有把他的讲话给整理出来。一个原因是他留给我们时间很短,才30分钟左右。基本上都是他在讲他这个立场上对密歇根教育的看法。我们没什么机会提问。所以整个讲话的逻辑理得还不是很顺。

K议员是密歇根参议院教育委员会的主席。在这个位子上已经做了好几年了。今年他有望去角逐国会议员的位子,政治前途应该算是比较光明的。他是共和党人,言谈之中也不时流露出很浓重的派性特征。他对我们的讲话是顺着Race to the Top(我介绍过这个法案的具体内容)这个联邦政府的新计划展开的。法案的基本核心就是由联邦教育部提出一系列的政策目标,然后每个州根据自己的情况写proposal说他们准备如何完成这些目标。所有参与竞标的proposal会交由教育部审核,最后给胜出的州将瓜分总数达到40亿美元的联邦财政援助。这是近20年来美国政府最大手笔的教育改革计划了(从钱的规模上)。

K议员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很耐人寻味。他对我们说他不在乎这些钱(密歇根的proposal大概要求提供4亿美元的财政资助),他不喜欢的是联邦政府以此为借口干涉州权。我以前讲过传统上因为联邦宪法中对联邦政府在教育事物中的权责没有加以界定,所以几乎所有的教育都有每个州自己决定。K议员认为这才是符合美国精神的办教育的方法,那就是州在教育事务上获得绝对的自主权。

“We know how to educate our children. Leave education to our state!” 他反复跟我们强调这句话。确实,他的这个想法代表了相当大的一部分密歇根本地人,他们秉承的就是小政府理念,对于上面插手底下的事情一直抱着不信任,觉得那些华盛顿的官僚不懂得下面基层的情况。但是从另一个层面说,Race to the Top提出的是一个挽救破产的州财政体系的救命稻草。

根据K议员给我们看的由州议会编纂的2010年度预算估计。2008-2009年,州财政预算收入是13亿美元,由奥巴马的财政刺激政策拨下来的教育援助是6亿美元左右。2009-2010年,财政预算要跌倒10亿7千万,教育援助是4亿5千万;2010-2011年度估计财政收入是2亿1千万(!),教育援助还有1亿8千万。除了这些通用经费之外,联邦政府还有许多专项经费,比方提供特殊教育(4亿2千万),贫困生援助(4亿5千万)等等,但是这些都是专项,不能挪用,而且是3年时间内的。

整个2008-2009财年,州立法机构都在就怎么摊平这个收支平衡表不断协商、争吵。同样根据那份报告,2008-2009联邦政府的财政刺激方案占了州财政指出的11.5%。一旦这笔钱用完了(其实就是今年),将会出现8亿美元的窟窿。目前位置,K议员和他的共和党同僚们相处的省钱方法是砍掉贫困大学生补助金(一个叫做Michigan Promise Grant的转向资金,1.4亿),同时让财政收入不平衡的各个区县分享税金(Revenue Sharing, 1.48亿),公务员(包括教师)减薪,减少公共服务(1.41亿)。就这三个方案,已经在参众两院激辩了几个月,哪方都不愿意让步。(其实还有2个别的减少财政支出的方案,包括减少社区医疗,1.24亿美元;减少经济发展投入3千8百万,因为和教育无关,所以没有详细讲。)

K议员同时还提出把州内所有学生的生均经费降低$165美元,这样一共可以为学区减少2.3%的财政支出。在我看来这已经是州预算能做出的最大妥协了。现在都已经是光脚走路了。目前还没有人评估降低财政支出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但是任谁都知道整个公共服务的规模就放在那,你不给钱,还指望别人干事?K议员的说法是,通过他最近和选民们的交流,基层的人都说”咱们不差钱,我们宁可每个人教师一周减薪一天来共度难关。也不要上面插手让我们怎么教我们的孩子。” 他说这话的时候我就捉摸,这也不知道是不是他随口说的。教师队伍已经接受全员减薪了,你还要在这个基础上在降,人家不造反吗?

但是话说回来,K议员尽管嘴上很激烈地反对这个Race to the Top,但是当问起究竟会不会为这个法案的通过投票时,他说“会啊!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难得的提供改革我们教育制度的机会。”我们有同学问“您不是反对联邦政府插手州教育权吗?” 他回答说的确是这样,但是我也认为这个法案中其他所提及的几点和我本人以及我本人所代表的选民的理念相符。所以我们看重的不是钱,而是改革的理念。

真是说话滴水不漏。之前还大加鞭挞他的民主党议员同僚和州长一股脑地向联邦政府投怀送抱,把我们本地人教育孩子的权利都拱手相让,现在又婉转地表示,虽然我不跟他们一样,但是为了老百姓,我还是愿意妥协。正像我们从两位说客那里了解到的。议员本人对于教育事物并没有长远规划。他能做的是研判议会中的政治风向标,同时做出和自己党派或者一贯形象相符合的选择。密歇根的财政恶化已经不是一年两年的事情了,而是从整个九十年代末开始就如此,去年的经济危机只是最后的一个稻草而已。但是为什么K议员不愿意承认这个危机的严重性?是建立于信息的不完整而无法做出研判,还是固守党派路线不愿意接受事实?还是什么别的原因?很可惜接触时间太少没法下个定论。我其实很想了解下作为一个位高权重的参议员是如何把他所代表的选民的意志反应到决策过程里去的。就在这有限的30分钟内,给我的感觉是他本人有很强烈的预判在里面,然后据此来修饰他的语言。我们有的同学认为他是一个很典型的利益集团结构化的例子,我觉得就一次接触还难下这样一个结论。希望从不同渠道别人那里再了解些情况。

透个气

又在家宅了两天。终于把上个礼拜拖欠老板的活给做完了。这个项目从我开始接手到现在已经2年左右了。除了第一个半年基本上在交接阶段所以没干什么事情之外。后面这一年半可以说是好事多磨。一个报告我们来来回回写了3,4遍,我的memo都交了二三十个,老板仍然不满意。我和同组的美国师姐有时候都快受不了老太太的偏执。可是不得不承认的是给人逼着面对这批数据两年,收获还是很大的。从处理到分析的技能都有很大提高。我想博士生阶段总要经历那么一下才能把learning curve提高。希望这回是最后一稿了。

昨晚去一个朋友家帮忙弄个打印机,顺便吃饭聊天。也是大半年没见年了,2个小时里又接收了不少八卦。看来我是离人民群众的生活太远了。貌似我只要有书读,有XBOX就能生存下去了……

睡觉前在twitter上跟人差点争起来。大体上是因为看到某人说现在流行的那些中国模式的讲法就是给共产党粉饰太平,是所谓“盛世”的政治——就是只在经济形势好的时候出来吹吹牛,不关心地下黎民百姓遭到怎样欺凌。连带批评了几位左翼学者。是,那些理论确实粗粝不堪,讲不上什么很深刻(甚至连贯!)的逻辑。我时常对于很多前辈学者对于党和政府过于热心的拥护搞的鸡皮疙瘩都起来。也对很多人选择对很多重大事件的沉默表示不理解。

回到中国模式,去除其中谄媚、不成熟的部分,我相信的是这个提法的相当大程度上,与其说是一个自发的概念,到不如说是一个应激性的回应。就是从历史终结之后回过神来开始想原来可能日子不用按照外国人说的那么来过了。对于整个80年代,甚至90年代早期,我的印象很淡薄,因为年纪太小(94年才上了初中),对于外部世界,对于中国在世界上地位,没有更深刻的记忆了。但是大部分现在正值壮年的学者,对于那个年代的记忆还很清晰。不管左右,基本上都认定是完蛋了。文革失败了,社会主义阵营瓦解了,之前被蒙蔽了,现在才开始走向现代化。(虽然我从来没有问过,但是我想老爸91年踏上伯克利的土地的时候,恐怕也是这个想法。)从这种整个世界观颠覆的过程里重新开始思索自己的道路,对于他们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变化,而这种自信的体现就是要总结出一个他们认为的”中国模式“。不管这种想法多么天真,那是属于那一代人的特征。像我,从小就生活在对于宏大话语不屑一顾的环境里面,很难理解这种情节。我这样的想法是不是一厢情愿了?当然多多少少是,我没法从个人经验和有限的接触里去揣摩出所有人的心思,只能这样期望。

我有时候觉得自己是不是过于偏执于某种意识形态而无法自拔,失去了自我反省的能力。从某正程度上也是知识依然匮乏的关系,没法从思考中得出十足让自己满意的答案,所以时常倾向于别人给定的立场。我在看Mujun关于波兰尼的读书笔记的时候,从下面的评论中发现自己当初看那书基本上是囫囵吞枣什么细节也没注意啊。有人评论到:

我个人觉得,我们这些所谓的左派喜欢他的东西,不是因为他的论证和论据过硬,只是因为他的结论很符合我们的胃口:你看,自由放任的市场会导致世界系统崩溃 和世界大战!多可怕!——可是,反过来想想,反对自我调节的市场,就一定要用polanyi的这种夸张的方法么?

好像批评的有道理。特别是近年来我对左翼理论越来倾心,时常忘记了实证的基础乃立论的根本。尽管想起这个不是那么让人开心的事情,但总比坚持成为ideologue要来的好。

各有各的玩法

刚刚又去拜访了另外一个说客。

B先生是密歇根中学校长联合会(Michigan Association of Secondary School Principles)的代表人。和之前拜访的Benson先生不同,他的客户群体只有一个,就是中学校长们。和他的谈话也纠正了我之前认识上的一个误区。美国的中学校长,按照B先生的话说,其实只是在整个教育体系食物链的中层而已。他们甚至没有能力决定学校的预算和大部分的人事管理权(那个有校委,School Board或者是学区,School District管)。只是对于学校日常运营,学生安全,教学任务等等有一定的发言权。

B先生说他的这个机构,MASSP,大概有18000名左右的会员,都是自愿性质的。他的协会没有很多经济资本,所以他在政治活动中的能量不能像Benson先生那样动辄给议员上万块的捐助。但是他也有他的玩法。B先生说他也是教育界的老兵了,在进入说客行当之前他干过15年的农村学校校长,然后在政界混了22年的时间。对于整个政治体制的运作了然于胸。

教育一直是美国本土政治的重头戏(这点在中国很难想想)。几乎所有的个人、组织都想在教育问题上有所建树。去年一年,密歇根州议会光是和教育有关的法案就多达636项,是所有公共议题中最多的。但是他也指出,大部分的都是无疾而终,平均一年能够通过6,7项左右真正有影响力的法律。这其中的原因很复杂。现在密歇根规定了议员的在任期限,众议员不能超过6年,参议员不能超过8年。导致了人员流动加剧,政治资本很难积累下来。新来的议员很难把他们想要提上议事日程的议案得到其他同事的支持。(众议院110人,参议院38人。要分别达到多数需要至少56票和20票)所以像MASSP这样的小机构,为了诉求利益,就把所有的资本都压在大鱼身上——B选择的是参议院教育委员会的主席K议员(正巧上周也访谈过,还没来得及整理)。

B的想法很简单,K议员是共和党,目前是密歇根参议院的多数(众议院是民主党多数)。在参议院搞定20票比去众议院搞定56票要容易得多。他给我们看了他说客生涯的得意之作,2009年第0981号议案。其实这个整个25页的法案里面,他真正感兴趣的只有一段:

A pupil also may partially or fully fulfill the algebra II requirement by completing a department-approved formal career and technical education program or curriculum that has appropriate embedded mathematics content, such as a program or curriculum in electronics, machining, construction, welding, engineering, or renewable energy.

这说的啥意思?就是说本来密歇根的中学生必须要通过代数2,才能算是高中数学合格了。但是问题是美国学生数学水平之差,所以大量的人都通不过。而通过的人数比率是校长考评的重要项目之一。这个法案里面的这个一段(我觉得这是最经典的地方)说了。任何的学生,只要通过由州教育部所核准的职业教育课程中涉及到数学内容的,就算通过了代数2。这就给了校长们很大的迂回空间。

而他所说的整个法案的通过过程不但戏剧性,而且也颇能窥得美国议会政治的精髓。之前说了,B先生的协会没有钱搞政治捐献,所以他没有资本去用支票簿搞定议员的投票。他做的只能是到处吹风,在关键议员耳旁不断提点他们。他之前试水了多名议员,大家都对这个议题不太感兴趣,基本的意思就是没戏。但是他保证所有人都听到了他的诉求(make sure that people hear me)。到了2009年的暑假。K议员主导的教育委员会发起了一个教改方案(具体内容我没记下来),参众两院协商下来觉得都OK,准备投票。在投票前一天晚上,众议院教育委员会的主任突然抛出另外一份法案,是提议把义务教育年限由16岁提升到18岁。说是这个已经得到了州长(也是民主党人)的首肯,如果K议员想要保证他的那个议案被通过,就得在这个问题上做出妥协。

B先生说,民主党人的这个要求从某种程度上对他的协会不利,因为就学年龄变成了18岁,那么确保学生们在教室里的责任又落到了校长身上。这不是责任又重了吗?不过他们马上发现了法律上的一个漏洞,那就是虽然义务教育年限是18周岁,但是只要学生家长签字同意让孩子退学,那么学校就没有责任去督促学生每天来学校了。于是第二天K议员就说,好啊,我们签,但是我也有条件。他一下子抛出4,5个修正案,要求加到0981的法案原文里面。其中就有B先生梦寐以求的那个代数2替代方案。民主党人协商之后觉得OK,于是大家就各自签对方的。就这样,短短一个月之内,这个法案就从参众两院通过(你可以在这里看到这个议案的“神速”)。要知道,通常一个法案的平均通过时间一般是7年左右。

B先生说他们在这个问题上没有付出太大的经济筹码。当然人情是欠下了,他之后在不同的场合都还过,比方去参议院教育委员会就某议题作证;或者是为某议员竞选背书,参加筹款晚宴(一张参议员party的门票是2000~5000美元,州长的是1万美元。变相的政治捐献)。但是这就是他们这样的小组织影响政治的方法。虽然说对于那些天大的议题他们的影响力甚微。比方最近很红火的Race to the Top,由州政府出让一部分教育管辖权来换取联邦政府在资金上的支持。基本上是板上钉钉的事情,回旋的余地并不大。但是通过今天和B先生的谈话,了解到了所谓“原则与妥协”(Pinciple and Compromise)的美式议会究竟是怎样的。B先生说他采取的是实用主义的立场,并不特别偏好某个政党的政策。但是其他人中不乏有固执己见之人。而议员中的佼佼者就是会恩施并重,看准政治风向积累资本的聪明人。

Perry Anderson: 霸权之后?

根据作者在清华的演讲整理的文章,很精彩(对于业内人士来说可能只是重复,对我而言是很新鲜的)。作者分析了“霸权”概念的历史演进和在东西方不同政治传统下对霸权概念的理解。当然必定会设计到在国家内部、国际关系以及我认为最重要的——文化范畴上霸权的表现形式是什么。

一个基本的线性框架是这样的:

这正是产生出阿瑞吉在《漫长的二十世纪》中所追溯的前后相继的世界-­‐历史霸权的框架。在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威尼斯和热那亚这样的原型霸权之后,他的叙事转向了三个强大的近代霸权:第一是17世纪的荷兰共和国;然后是19世纪的英国,最后是20世纪的美国。这个序列的驱动力是什么?从根本上说,在 马克思的M-­‐C-­‐M+公式之下的资本原始积累的周期。最先进的公司集中在霸主那 里,资本主义扩张最初是物质性的,即对商品生产的投资和对市场的征服。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竞争降低了利润,以为没有任何一个资本集团能够控制竞争对 手发展出降低最终价格的技术或者产品的空间。在那个时候,霸主的积累转向了金融扩张,竞争的国家在领土扩张的冲动下就流动资本进行竞争。随着对抗,往往是军事冲突的升级,霸权崩溃,产生一段时间的体系性混乱。从这一混乱中,新的霸权力量最终产生,在一个新的基础上开始了物质扩张的周期,新的霸权力量有能力服务于所有其他国家的利益,以及他们臣民利益的一部分或全部。在这个序列中,每个继起的霸权都更为全面,比上一个具有更广泛和更强有力的基础。荷兰共和国仍然是城市国家和民族国家的混合体,英国是一个民族国家,美国则是一个大陆国家。

很早以前,阿瑞吉就坚定和清晰地认为, 在美国领导之下的战后资本主义物质扩张在六十年代就逐渐消逝。自从70年代初 的危机以来,兴起的是金融扩张的周期,美国用它来保持其过时的世界权力。阿瑞吉同样很早就预测,这一轮金融扩张是不可持续的,在其内爆之后,美国霸权 会走向终结性的危机。

但是这个叙述仍然无法有效地和普通人之间建立起起码的联系。而在这个层面上,同时也是”超国家“的意识形态的,在于他引用汪晖关于”去政治化“的分析:

汪晖正确地指出消费主义是资本全球霸权的关键。但是在这个层面, 今天的霸权结构仍然是双重的。消费——是的,那正是日常生活中一个被意识形态俘获的领域。但是我们千万不能忘记,资本主义是一个基于生产的体系。正是在马克思所说的“异化劳动的枯燥无味的压迫”之中,资本主义的霸权才日复一日地在工作和休闲中被重新生产出来。而这种异化劳动的压迫无情地迫使人们适应既有的社会关系,抑制他们想象任何其他和更好的世界秩序的能量和能力。在生产和消费相互嵌入的世界里,生产和消费是彼此半真半假的补充,正是这个双重的存在结构,组成了今天去政治化的政治的超国家霸权结构。

那么反抗这种消费主义霸权的种子在哪里?如果说在国际关系领域里,美国的衰落应征了某种资本主义内在逻辑的危机。在文化的范畴上消费主义至少看不到一点衰落的影子。很多人在欢呼“中华帝国”取代(亦或是共治)美国成为新的秩序缔造者,但在这个新文化,新政治和新话语的创造上,却又不是那么回事情。很多学者试图从历史中去发现有别于这套体系的另类出路。但作为曾经提供理论基础的共产主义已经完了(齐泽克,youtube),下一个出路又在哪里?

说客

星期三的时候去了州议会,见了一位职业说客以及一名参议员。

这是作为“教育中的政治”这门课了解美国基层政治的一个任务。

说客是Fritz Benson先生,他的公司Michigan Legislative Consultants在州政府内也算小有名气。认识他是因为他三十几年前是上我们这门课的教授的学生。因为脾气相投,毕业之后一直保持联系。根据Benson先生的介绍,他们的公司虽小(一共才四个办事的加一个秘书),但是顾客群体确是相当广泛的,从密西根土豆种植者协会到大学,从本地小银行到英特尔和惠普都雇佣他们。我很感兴趣的是说客究竟怎样“合法”的活动的。他说的很有意思。比方麦当劳,很大一部分的精力花在如何有效避税上。当然也有不少和教育有关的。

他举了个例子,美国的高中生打工是很普遍的。以前一般的标准是学校允许高年级的学生一周打工20小时。但是现在随着贫困家庭经济条件的恶化,许多高中生选择长时间打工,比方一周30~40小时。而原意雇佣高中生的就业机会其实很少了,大部分都集中在像麦当劳这样的大型服务性行业里。可是对麦当劳来说,他们遇到的问题就是学生雇员太多了,不好管理。而且在大城市比方底特律附近,学生帮派之间的界限是很清楚的。他们发生了好几起不同帮派学生雇员在店内冲突的事情,让公司觉得很麻烦。但是因为“公平雇佣法”,所以没法拒绝这些前来应聘的小孩。于是他们就想出来,在议会游说,通过了法律限制本地的中学生一周打工时间最长不能超过20小时,从而从根源上减少了学生劳动力。

那究竟这个过程是怎样的?Benson说,说白了还是关系。这样的小案子本来是提不上议事日程的,但是麦当劳雇佣了他,他就会找相熟的议员,告诉他们这个法案能够给他们的政治资产带来什么样的好处(比方说以后可以对外说他们关心学生暴力,社会福利以及高中生辍学等等)。每个议员一年内有一个限额可以把某个他们中意的法案提交到“优先讨论”级别。于是Benson先生就会和他的同事们起草好一个草稿,交给那位议员,让他提出来大家讨论,如果运气好的话就会拿去议会投票。当然这个过程是颇讲究“艺术”的,因为说客得判断当下议会内的形式(比方民主党和共和党比例)。以及大家对于某些议题的敏感程度。再决定什么时候,交给谁来操作这个案子。

我们又问他现在州议会最热闹的话题是什么。他说有两个,一是讨论当前的州财政危机,二是今年的州长改选。密歇根州深陷财政危机已经不是新鲜事了。他说美国法律规定州政府是不能出现财政赤字的(联邦政府则可以),所以每年为了摆平一年的预算,都得花费相当大的功夫。07年的时候出现了一次“府院之争”——民主党州长和共和党多数的参议院无法就预算案达成一致,导致所有政府机构停工将近一个月。

他给我们发了一份文件,是专家估算的今年财政收入情况。看了后只能说是“血淋淋”的。去年密歇根州政府的财政收入减少了23%,是大萧条以来最惨淡的一年。好在奥巴马的财政刺激计划拉了一把,填上了好几个大窟窿。但是今年这些钱就没了,他们预计联邦政府的援助要减少75%。那肯定收入得再减,问题是从哪里减?

州政府最大的几项开支目前就在风口浪尖上:教育投入和医疗。现在的一个方案是把生均资金往下砍一百多美元,同时所有教师不但不涨工资,一律减薪5%。同时开始并校,把小而分散的学校合并起来减低运营成本。而在医疗方面,政府针对贫困人口的医保MedicAid的保户已经从2003年的一百万人上升到了175万人。这对政府财政是相当大的负担(50%的费用由联邦政府承担,剩下的是州政府的配套资金)。目前还没什么好的办法。

而这些大的议案要通过,都得经过相当复杂的操作。Benson说他们的工作就是确保客户的利益不要受损或者把损失减到最小。像他这样的议会通几乎每天都在各个委员会质询辩论或者议员的办公室里度过。不但得掌握第一手的政治风向标,同时也得和重要议员保持好关系。一位同学问他“雇一个像你这样的说客得多少钱?” 他回答说不一定,对于像土豆种植者联合会这样的,他大概一个月收个三四千,大客户按照案子的重要程度,一周三四千到好几万的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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